摘要: 英国是一个四面临海的狭长岛国,受此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英国不仅与海洋有着亲缘关系,英国文学在发轫之初就与海上探险、海外扩张、殖民和航海等内容密切相关。近年来,英美海洋文学研究在国内学界不断升温,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和密切关注,已成文学研究的新热点。然而,作为英国文学“一元二极”骨架的另一极,英国的高山文学却长期处于边缘游离状,只有少数研究者在这一“小众”领域深耕细作。本文以人类现代登山运动的第二个历史时期——喜马拉雅时代的英国登山文学为研究对象,聚焦英国人1921至1953年间8次珠峰探险所衍生的各类文本和支撑性材料,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域下,通过解读英国珠峰探险的历次科学报告、英国登山家的登山日记、信件、回忆录、传记和同时期的报纸杂志,深入探讨该时期英国登山文学的四重叙述维度,即阶级、性别、种族和帝国,旨在阐释珠峰攀登、英国中产阶级的男子气概与帝国叙事传统之间的深度勾连。作为一项具有历史维度的文学研究,鉴于研究对象的跨学科性,就研究方法而言,应当是也必须是跨学科的。值得强调的是,本文采取的方法,是把通常被不同学科领域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文本”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考察,把这些“文本”还原到它们产生的时代语境中,而在那个语境之中,并不存在现代学科领域之间的明显边界。这么做的目的,即试图在历史进程的全部复杂关系中去研究文学现象,将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总体性研究,避免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割裂,探索一个历史时代所共同面对的某一特殊文化和文学问题。前言作为论题展开的背景,通过对英国探险和扩张史与文学叙事空间的漂移进行对位阅读,将大英帝国的征服史诗归纳为从海洋“奥德赛”到高山“奥德赛”的转向。第一章主要论述英国恋山史与“登山文学”的兴起。首先,爬梳中外文学中人类早期的高山想象,指出无论是出于“敬地”或是“惧地”情结,早期历史上的人类均刻意疏远高山。其次,聚焦英国文学中的高山审美观念如何从“山之阴郁”转向“山之壮丽”,以及现代登山运动在欧洲的兴起。再次,针对“登山文学”的概念界定,分别从源起、争议和界定三个层面,试图勾勒出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的基本轮廓,为后续研究奠定合理理据。随后,通过雪莱的《勃朗峰》(1817)、温伯尔的《马特洪攀登实录》(1871)和荣赫鹏的《珠峰史诗》(1926)三个经典文本探讨英国登山文学的兴起和沿革。最后,对英国登山文学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总结。第二章主要从阶级的视角,论述现代登山运动的两个历史时期——阿尔卑斯时代和喜马拉雅时代中的英国中产阶级如何通过登山运动自我塑形。首先,论析英国中产阶级如何通过分化普通“旅行者”与“阿尔卑斯登山家”,完成中产阶级的自我赋权与身份建构。其次,深度解读英国珠峰探险队员,即“珠峰追峰人”如何通过坚守中产阶级的道德美德和登山家的体育道德来维持阶级身份认同。第三章主要论述作为男性专属体育运动的登山与英国登山者的气概这一论题。首先,聚焦登山运动中的性别角色与空间权力问题。本文认为自维多利亚中期以来,登山就是一项男性的专属体育运动,同时,男性登山者通过划分高山垂直海拔上的权力空间,将高山视为男性的专属领地,从而建构一种男子气概的提地学。其次,登山运动作为一项颇具男子气概的男性专属运动,之于英国人而言,珠峰的“至远”、“至高”和“至险”注定要成为英国人(男人)衡量男子气概的标尺:从欧洲“游乐场”(阿尔卑斯山)到亚洲“新世界”(喜马拉雅山脉的珠峰)、从英国本土最高海拔不过1344米低矮的“山丘”到阿尔卑斯山区海拔4810米的勃朗峰,再到亚洲腹地的海拔8848米的世界第一高峰珠峰,英国人的世界登山地图突显出至远与至高的二重维度,而同时英国人的珠峰探险更是进入“死亡地带”的至险之旅。最后,解读关于珠峰攀登者在极端自然环境中身体经验的深度叙事。第四章重点论述英国珠峰探险活动中的夏尔巴人形象,以及该形象背后暗藏的一种西方种族主义的想象力。首先,英国登山文学中的夏尔巴人是被建构的“他者”,他们为现代人所熟知的一些经典印象均出自英国人的“他者”想象,而且无论是“雪山虎”或是“儿童版的英国士兵”均带有自相矛盾的双面性。夏尔巴是身体强健的“老虎”,却毫无登山技巧可言的喜马拉雅背负;他们是淳朴天真的原始山民,却亟待西方白人“萨黑布”的精神启蒙。其次,在上世纪20至50年代的珠峰攀登历史中,英国人与夏尔巴人的关系可以用“严肃游戏”来概括。两者对于珠峰现代性的理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取向,同时所谓“永恒的友谊”,不过是绝命海拔上的权力争夺,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英国人掌握了珠峰攀登过程中的绝对权力。最后,总结该时期英国登山文学如何发挥种族主义的想象力,将西方对夏尔巴人的经典印象,诸如“优秀的精神”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夏尔巴人的生活、意识、情感和想象,并使夏尔巴人认同、接受,进而内化成群体共同的追求和遵循的行为准则。第五章着重论述喜马拉雅时代的英国登山文学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征这一论题。首先,指出英国人连续8次的珠峰探险实则是帝国的“边疆”拓殖。该时期的英国登山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军事暗语,同时“走出地图”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描述,恰恰证明了帝国的征服和占有欲与科学的求知欲纠缠裹挟,帝国的边疆拓殖正是借由科学上的未知之欲望,名正言顺地步步深入亚洲腹地的崇山峻岭。其次,聚焦英国珠峰探险历史上的经典登山英雄——乔治·马洛里,论析作为帝国雄鹰、民族的英国和英国精神代言人,马洛里形象塑造的背后,帝国叙述如何将这一真实的历史人物引入象征的领域,象征与帝国意识操纵权力的互动是如何展开的。最后,通过分析“一战”后的帝国之殇,论述作为帝国主义意识表征的“珠峰史诗”如何通过复活帝国的英雄,在经历世界大战贫瘠的精神焦土之上,重新建构起一个没落帝国的雄心壮志。英国人的珠峰探险是帝国最后一场“纯真的探险”。它作为反复重演的帝国性质的表演性行为,最终在1953年6月2日,将成功征服珠峰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以一种极具戏剧性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两者的互证互释,将持续了近30年的“珠峰史诗”变成一段令英国人自豪而骄傲的民族记忆。 摘要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