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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环境策略在被动阶段和主动阶段的不同,且一些企业已启动主动减排阶段的产品创新策略。本文在碳减排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对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实施进行研究,引入碳排放交易制度及政府补贴激励,构建了政策驱动下的企业主动碳减排成本收益模型和行业成本收益模型。以矩阵正定性判定企业碳减排是否存在最优策略,同时探讨该最优策略能否实现行业帕累托最优以及如何实现。研究表明,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存在最优,企业对碳减排策略的投入随着其相应减排效果系数、减排收益系数与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的增加而加大;行业实现帕累托最优需要政府激励政策引导,且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为行业内定值,随行业内各企业减排效果与创新收益的增加而减少。此外,根据实地调研和相关文献的数据,对模型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赋值,并以水泥企业为例,通过典型算例分析和关键参数灵敏度分析进行模型有效性验证。算例分析结果证实了创新收益和政府碳排放交易下的补贴激励是企业主动碳减排的关键因素。本文从阶段划分的视角对碳减排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可为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的实施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此外在政府引导企业碳减排帕累托改进过程中,应保障企业碳减排效率在同一水平,创新力较强的企业,减排量相应较大,从而实现碳减排的帕累托最优。
关键词: 阶段划分 ；主动碳减排 ；政府政策 ；帕累托最优
被引量
37
摘要： 2018年1月1日实施环境保护税法以后,我国正式开始了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的混合环境规制框架。本文基于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构建了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讨论各种政策相互作用下的均衡策略选择。研究结论显示:一是从政策作用效果来看,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碳减排补贴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减排技术创新投资决策。但是碳排放权交易和环境税却对企业生产决策起到叠加作用,抑制产品市场的活跃程度。二是从企业合作创新模式来看,本文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即技术溢出系数大于临界阈值时,完全合作创新模式是企业最优选择,并实现了企业最优减排水平;否则完全合作创新模式并不优于不合作创新模式。说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环境税率、减排补贴率的合理制定,以及合作创新的技术溢出率大小将影响减排企业在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最优决策,我国政府需要重视产品市场和技术研发市场的联动效用来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关键词: 环境政策 ；企业行为 ；减排投资 ；博弈模型
被引量
18
摘要： 由于企业碳减排策略在被动和主动阶段不同,且一些企业已启动主动减排阶段的产品再生策略,本文针对主动碳减排阶段,构建政府补贴下企业主动碳减排阶段成本收益模型和行业成本收益模型,以矩阵正定性判定最优策略是否存在,并分别用数学微分法和拉格朗日乘数法得出企业最优策略和帕累托最优策略。同时探讨如何通过政府补贴激励企业进行帕累托改进,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并以水泥行业为例验证模型有效性,对关键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主动碳减排存在最优策略,企业对碳减排策略的投入随着其相应减排效果系数、减排收益系数与政府超额补贴系数的增加而加大;行业实现帕累托最优需要政府补贴机制引导,且超额补贴系数为行业内定值,随行业内各企业减排效果系数与创新收益系数的增加而减少。算例分析结果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证实了创新收益和政府补贴是企业主动碳减排的关键因素,且企业创新投入随相应创新收益而变化的幅度逐渐增大,企业碳排放强度随政府超额补贴系数增大呈直线下降,减排成本随超额补贴系数增大而减少的幅度逐渐增大。研究结果为企业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选择以及政府财政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企业选择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时,其产品创新投入和工艺技术创新投入应随减排效果系数的增加而加大,随收益影响系数的增大而递增。管理创新投入应随收益影响系数的增大而逐渐加大,且随政府超额补贴系数的变化更灵敏;政府制定相应补贴政策时,其超额补贴系数为行业内定值,应随行业内各企业创新收益影响系数和碳减排效果系数的增加而相应减少,随管理创新成本系数的增大而有所增加。此外,在政府引导企业碳减排帕累托改进过程中,应保障企业碳减排效率在同一水平,即创新力较强的企业,减排量相应较大,从而实现碳减排的帕累托最优。
关键词: 政府补贴 ；主动碳减排 ；最优策略 ；帕累托最优
被引量
82
摘要： 为了探索中国油气行业在“双碳”目标下的低碳转型路径,兼顾能源安全保障与碳减排需求,通过系统对比国内外油气企业低碳转型范式,并采用“技术-产业-市场”三维分析框架,评估了中国油气行业转型成效,分析了发展挑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转型策略。研究结果表明:①全球油气行业主要形成了4种典型低碳转型范式,即激进剥离、技术渗透、产业延伸及多能协同;②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已初步构建“传统油气+新能源”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在绿氢,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地热与数字化减排等领域实现关键突破,推动企业向综合能源公司转型;③中国油气行业转型呈现3大核心特征,即发展模式从“被动减排”向“主动创能”跃升,技术应用从“单点示范”向“系统集成”跨越,市场格局从“区域发展”向“全球协作”拓展;④中国油气行业仍面临保供与减碳的结构性矛盾、技术经济性瓶颈、成本共担机制缺位与国际合作壁垒等挑战。结论认为,中国需实施“分阶段-分区域-分技术”的差异化低碳转型策略:2025年前优化存量资产,2030年前耦合油气-新能源,2060年前以负碳技术为主;区域上布局东部液化天然气(LNG)-海上制氢、西部CCUS-绿氢、南海天然气水合物-碳封存;技术上突破储能、氢能、CCUS及地热。通过构建技术创新、碳市场协同、基础设施升级与国际合作四大支撑体系,为全球资源约束型经济体提供可复制的低碳转型范式。
关键词: 石油公司 ；低碳转型 ；新能源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绿色发展路径 ；碳市场 ；技术创新
摘要： 林业企业既是碳汇的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发挥好其减排、固碳的作用有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为探究在混合碳市场机制下林业企业供应链主体的减排策略选择、合作协调机制设计以及利润分配格局,文章建立基准模型、三阶段供应链博弈模型,通过数值仿真和敏感性分析,考察碳交易价格与碳排放规制系数等关键参数对供应链企业利润水平、生产运营决策以及碳减排策略实施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供应链企业内部碳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下,碳排放规制系数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传统控排型林木企业的利润。进一步研究表明,碳交易价格诱使供应链各企业的利润提升,而成本传递对下游企业不利。此外,绿色林业企业在混合碳市场下展现出市场竞争优势。碳交易价格的波动显著影响供应链上企业的利润分配。研究创新:理论视角聚焦于混合碳市场下林业企业供应链的竞争与协调策略更具针对性;构建了包含基准情景和不同权力结构主导的三阶段博弈模型的研究方法更贴近实际场景。政策启示:(1)完善碳交易价格机制,发挥市场在减排激励中的作用;(2)加大对绿色林业企业的扶持,提升其竞争优势,引导传统企业低碳转型;(3)引导支持供应链协同合作,优化碳排放管理,提升整体效益;(4)重视引导消费者绿色偏好,驱动供应链绿色转型。
关键词: 碳交易机制 ；供应链决策 ；利润分配
摘要： 本研究选取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12个田园综合体作为研究对象，借助深入的政策文本解析与丰富的实地案例调研，系统探讨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协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前田园综合体在生态补偿政策的覆盖面存在明显不足，覆盖率尚未达到60%，且由于碳汇交易渠道的缺失，导致了大约30%的潜在经济收益流失。然而，一些成功的实践案例，如“生态银行”模式，在云南省龙陵县成功助力农户年收入增长6%，而在福建省顺昌县，自2018年推行“森林生态银行”模式以来，已给农户带来累计经济收入共8.1亿元。此外，光伏农业项目也有效带动了就业岗位增长40%。基于这些发现，本研究提出了“分类施策-技术替代-制度创新”的三阶段行动优化方案，旨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例如，青岛出台的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分类施策、精准转化，以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也强调了分阶段规划、分类施策，推动企业实现全流程、全链条的数字化升级。这些案例表明，通过明确的阶段划分和针对性的策略，可以有效推动相关战略的实施和优化。
关键词: 田园综合体 ；生态补偿 ；产业融合 ；碳汇交易 ；乡村振兴
摘要： 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但其大规模使用导致气候变暖等多重挑战。气候变化治理涉及的领域广泛而复杂,已上升为国家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要素,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全球减排背景下,各国均在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气候治理策略,中国也提出“双碳”目标应对挑战。识别有效且经济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及其影响机制,对未来各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能源部门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之一,提升能源效率以减少碳排放目前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策略。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主体,欧洲较早认识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并展开应对。欧盟气候变化政策从能源问题出发,已逐渐演化为综合性、协调性高的体系,涵盖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地球工程等领域。通过市场与行政手段,欧盟在减排方面的力度不断加强,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然而,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在实施中也存在成员国政策执行差异导致目标宽泛模糊等问题,影响政策实施效果。探究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具体的影响渠道有助于提升政策效果,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借鉴,推动构建公平有效、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下四个核心问题:(1)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怎样的特征,使用了哪些政策工具?(2)欧盟能源效率呈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不同区域间的能源效率存在怎样的差异?(3)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在能源效率变化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气候变化减缓政策与能源效率变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4)如果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气候变化减缓政策通过何种渠道影响能源效率,以及不同类型的政策干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又有何不同?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和问题导向,本文在总结环境经济学和能源经济学相关理论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通过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演化博弈方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合成控制法等方法,深入探究了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
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系统梳理了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博弈方法及能源效率的文献,总结了研究观点和不足,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同时,清晰界定了气候变化减缓政策、能源效率及气候俱乐部的概念,提升研究精确性的同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支撑。此外,全面梳理了相关理论基础和政策评估方法,为后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提供坚实研究基础,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剖析了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的发展历程及欧盟二氧化碳排放现状。本文将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分为三个阶段,展现其从萌芽到成熟的演变过程,突显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与成效。同时,从欧盟整体和各成员国层面探讨二氧化碳排放情况,揭示内部差异与特点。最后,分析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特征及其在实施中的主要问题,为评估政策效果提供重要依据。
第三,测算并分析欧盟能源效率。本文首先分析欧盟能源分布及消费情况,揭示了欧盟的能源利用特征和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含能源强度、能源结构、能源投资和能源技术四个一级指标的能源效率综合评价指数,为后续效率测算提供背景。进一步地,本文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欧盟能源效率水平。基于测算结果,本文深入分析了欧盟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情况。此外,还通过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揭示了欧盟全要素能源效率主要来源和区域差异,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第四,系统构建了针对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影响能源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气候俱乐部的演化博弈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特别将气候俱乐部中的激励和惩罚机制纳入分析之中,从而使得分析更为贴近现实,结果更为准确。通过对比不同奖惩力度情形下的博弈结果,本文探讨了气候俱乐部机制下欧盟和成员国各自的最优策略选择,这一探讨深化了对气候变化减缓政策的理解。
第五,剖析了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影响能源效率的三大核心渠道:能源结构、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这三个渠道不仅相互交织,而且在欧盟能源效率的提升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了更深入地探究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研究了气候变化减缓政策中的惩罚型政策和激励型政策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比了不同碳税和碳减排补贴政策情景下对变量的影响差异。这一对比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不同政策工具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提升能源效率方面的效果和差异。
第六,本文实证检验了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采用合成控制法确保结果可靠性。实证分析显示,该政策在提升能源效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经过安慰剂检验、稀疏合成控制检验、双重差分法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论依然稳健可靠。本文还检验了政策影响能源效率的机制,发现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主要通过能源结构和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产生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而言,欧盟成员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整体下降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从1995年的8.2104吨下降至2019年的6.1638吨,下降比例达到24.93%。但在欧盟内部,不同成员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存在差异。一些成员国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而另一些成员国则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丹麦、瑞典、马耳他、英国和爱沙尼亚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展示了显著的实际成效,克罗地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在碳减排方面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从二氧化碳的排放来源看,能源部门一直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尽管能源部门排放量有所下降,但要实现气候目标,能源部门的转型和升级是关键所在。从能源效率的变化来看,欧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趋势。但成员国内部存在较大差异,从差异的来源看,不同区域的内部差异是造成欧盟全要素能源效率差距的主要来源。
第二,本文通过演化博弈分析发现加入“气候俱乐部”将促进成员国积极执行气候变化减缓政策,且激励型政策的作用大于惩罚型政策。进一步地,通过构建包含惩罚型政策和激励型政策的DSGE模型,本文发现惩罚型政策和激励型政策都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以加大减排力度,在短期内减少碳排放,长期改善环境质量。惩罚型政策与激励型政策对经济变量影响的区别在于,碳税会减少产出、消费、劳动力和能源投入,而碳减排补贴会增加产出、消费、劳动力和能源的投入。同时,增加或降低惩罚型政策强度和降低激励型政策强度只会引起经济和环境变量的轻微波动,而不会改变影响方向。
第三,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清晰地揭示了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对能源效率的显著促进作用。为了确保这一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包括安慰剂检验、稀疏合成控制检验以及双重差分法。这些检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评估方法,研究结论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即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确实有效地提升了全要素能源效率。进一步地,本文深入探讨了政策影响能源效率的具体渠道。分析结果显示,能源结构和技术进步是推动能源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在推动能源效率提升方面的作用还不够明显。
本文的创新之处如下:
第一,将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与能源效率的研究相结合,补充和拓展了相关研究。当前围绕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和能源效率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且缺乏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对能源效率影响的机理分析。本文基于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在深入测算了欧盟全要素能源效率后,梳理了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渠道,包括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如何有效应对并减缓其影响,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值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本文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和创新性,也符合国家的战略需求。
第二,将不同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引入了宏观经济模型中,建立了探究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对能源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模型。本文首先将气候俱乐部机制纳入博弈模型中,构建了包含激励和惩罚机制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气候俱乐部机制下成员国的最优策略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包含家庭、企业、政府和环境四部门的DSGE模型,研究了惩罚型政策和激励型政策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分别对比了不同碳税和碳减排补贴比例下各变量的变化有何不同,从而更全面地揭示了不同政策工具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提升能源效率方面的效果和差异。这种对比分析的方法不仅丰富了现有的研究手段,也提供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理解政策效果的视角。
第三,将合成控制法运用到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中。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1995—2019年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面板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对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这一干预对欧盟成员国能源效率的影响,对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是否影响能源效率这一关键问题进行探究,为我国更好进行气候变化政策设计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在评估政策效果的方法上,本文创新性地将政策评估领域发展的合成控制法引入欧盟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对能源效率影响的评估中。该方法能够充分考虑随时间变化且未观测到的其他影响因素,通过合成控制的方式,可以有效排除这些未观测因素所带来的干扰。此方法不仅提升了评估的准确性,而且有效规避了现有实证方法在选择控制组时可能因样本选择偏误和未观测因素而引发的内生性问题。
关键词: 欧盟 ；气候变化减缓政策 ；能源效率 ；政策评估
摘要： 全球变暖问题日益严峻,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破局。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一位,其减排压力不言而喻,降碳节能任重而道远。随着“双碳”战略的实施,我国的碳交易已经由试点向全国扩展,在控制碳排放量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碳交易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降碳政策,能否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统一。能源密集型企业作为重要的碳排放主体,其减排行为与“双碳”目标的实现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效益是企业追求的基本目标,因此,研究碳交易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将碳交易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聚焦于微观企业角度,选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2022年高耗能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碳交易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采用逐步回归法分析碳排放强度的中介作用以及研发创新的调节作用,最后还考察了碳交易政策对企业价值在企业产权性质、企业地区分布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碳交易政策对高碳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通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成立,验证了结果的可靠性。(2)碳排放强度在碳交易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碳交易政策通过减少企业碳排放量提高企业价值。(3)在企业研发创新的调节作用下,碳交易政策通过减少企业的碳排放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逐步加强。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首先针对企业产权性质进行划分,结果显示碳交易政策对国有企业的企业价值影响比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其次对企业所在区域进行分组检验,得出中国中部与东部地区碳交易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为显著的结论。
结合研究结论,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政府应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高耗能行业结构转型;因地制宜,根据地区特点制定差异化政策;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和科技创新支撑保障;(2)企业应密切关注政策动态,及时调整自身策略,主动适应政策调整,寻求政策支持和合作机会。碳排放交易权的放开与实施已经让企业意识到碳减排与企业盈利、现金流、企业投资相挂钩,企业更应该积极主动参与减排,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研究为碳交易政策对市场微观主体的影响提供实践经验,预期成果可深化和丰富企业微观层面的碳减排理论,为企业制定低碳可持续战略提供帮助。
关键词: 碳交易政策 ；企业价值 ；双重差分 ；企业碳排放强度 ；研发创新
摘要： 近年来全球碳排放水平在不断攀升,全球气候变暖的不断加剧,所引致的自然灾害频发,给人类的生产与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2019年全球碳排放水平达到了历史的新的高点,碳减排已经成为了当今的必然选择。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了由碳排放而引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严重性,在国际层面进行了碳减排应对措施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控制全球气温继续攀升所要求的碳减排量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何更加有效地推进碳减排活动呢?据统计,导致碳排放水平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是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高碳化,过去那种粗放式、高耗能的线性发展模式已给全球环境造成了严重问题。因此,要控制碳排放水平,就要从过程减排与低碳消费入手,研究绿色供应链的碳减排问题,考虑集约化、低碳化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提升全产业链理念的实践力度,以最大化绿色供应链在运营中所带来的绿色效应。尤其是全产业链视角下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契约优化,以期从全产业链的角度研究一整套可行的碳减排策略,这将有助于全球碳减排活动的有效开展。本文聚焦于绿色供应链,研究其在运营过程中所面临的碳减排契约优化与协调问题。重点探究如何在绿色供应链中制定相应的碳减排策略,如何设计碳减排协调机制,如何快速降低绿色供应链各结点企业的碳排放水平等,绿色供应链运行的关键问题,以期极大缓解全球环境恶化问题。由于供应链上不同碳排放主体的利益存在冲突,为了提高绿色供应链整体碳减排水平,需要将各分散碳排放主体有机组织起来,从全产业链的视角来应对碳减排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不同的业务情境设计合理的碳减排契约,探究绿色供应链的碳减排契约优化协调机制,以提升绿色供应链的碳减排效果。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全产业链视角下绿色供应链内部碳减排机制设计全产业链视角下绿色供应链内部各环节企业的碳减排机制的确定对于提高绿色供应链的碳减排水平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全产业链视角,探讨绿色供应链内部碳减排机制,使得各结点企业以共同目标进行碳减排行动。设计绿色供应链内部碳减排机制,首先需要确定碳减排决策的主导者,以及碳减排任务分担的基本原则;然后应明确碳减排所引致的供应链收益增加部分的分配问题,以最大限度调动各环节企业的碳减排动力;最后提出实施“政府+供应链”的管理模式,以促进全产业链背景下绿色供应链内部碳减排活动的开展,并最大化碳减排效果。(2)绿色供应链的制造商减排努力决策优化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趋向购买低碳产品。与此同时,政府对企业的碳强度规制日趋完善。因此,在此基础上,探讨碳减排契约协调优化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本文基于单一供应商和单一制造商的绿色供应链结构,探究制造商执行碳减排努力决策问题。针对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下,研究制造商减排努力决策,包括主导供应商和跟随制造商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同时分析了批发价契约、成本分担契约以及合作契约等三种不同契约的减排模型。分析研究指出,在需求具有不确定性时,过于严格的政府碳监管并不利于社会福利的提升,碳规制政策力度应适度可行。当碳监管过强时,制造商会权衡减排成本,选择购买更多的碳排放权,而非是投资碳减排领域。随着政府碳监管的持续强劲,供应商的市场销量和利润都会呈下降趋势。(3)绿色供应链的制造商竞争与零售商合作减排绿色供应链中的消费者,对于产品的价值追求,不仅在于其使用价值,还在于其绿色度效用方面。本部分针对两个制造商和单一零售商的绿色供应链结构,基于消费者追求产品绿色度效用的现实情境,研究绿色供应链成员企业的碳减排决策问题。重点研究基于消费者的低碳偏好下双寡头制造商之间的竞争程度对碳减排决策选择的影响。探讨制造商之间竞争以及制造商与零售商进行合作减排的决策优化问题。将讨论双方进行充分及不充分竞争情况,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探讨。其中在不充分竞争情境中,考虑两个制造商都和零售商进行合作以及其中一个制造商与零售商进行合作的情形进行分析,并建模求解了均衡解和均衡利润水平。(4)绿色供应链信息不对称下的制造商结盟减排该部分考虑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由两个制造商和单一零售商所组成的两级绿色供应链,研究两家制造商非对称信息的结盟减排决策优化问题。首先分析了制造商及平台型零售商所组成供应链的碳减排契约协调问题,根据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情形,探讨这种绿色供应链中成员企业的运营决策问题;然后进一步剖析了在贸易摩擦背景下,制造商间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应对的供应链碳减排契约协调优化问题。从集中式与分散式两个层面,探讨供应链的碳减排契约选择以及减排效果的比较问题。由于存在贸易摩擦,使得分散式碳减排决策成为了更多供应链成员企业的无奈之举,文章选择批发价契约和成本分担契约为减排的主要契约模式进行分析。在有贸易摩擦现实情境下,研究成果有助于供应链成员企业的碳减排决策,以体现供应链成员企业主动承担碳减排义务的社会责任担当。(5)资金约束下绿色供应链的协调减排决策优化为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碳减排力度,企业所得税相关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企业借贷的碳减排投入可按比例在税前进行抵扣。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对低碳产品偏好越来越大,碳减排行为将进一步提振低碳产品的市场需求。然而,随着企业碳减排力度的加大,由减排投入增加所导致的融资约束问题将逐步显现。供应链成员企业可借助贸易信用以及资产证券化组合融资方式,有效解决自身的融资约束问题。本部分以低碳产品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绿色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零售商和制造商存在资金不足情形,以企业期末现金余额最大化为优化目标,在贸易信用与资产证券化组合融资方式下,基于单期和多期情境,分析供应链成员企业的融资优化策略,探讨供应链金融组合的协同减排问题。研究发现,贸易信用及资产证券化的不同融资组合,对有税负的融资企业的最优运营策略产生重要影响。不同情境下,供应链成员企业存在最优的产品定价以及碳减排努力决策,以实现自身的期末现金余额最大化的现实目标。(6)全产业链视角下碳交易机制设计决策全产业链视角下,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契约优化研究,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对于国家制定有关的碳交易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碳交易机制的设计要体现层次性,该部分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以及个人等五个层面来分析碳交易机制设计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机制设计对策。在设计与完善碳交易机制过程中,要充分参考借鉴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契约优化的相关研究结果,以发挥更大的减排效果。并以文化创意以及农业全产业链的低碳化升级为例,进行了政策情境模拟。将研究成果运用在具体的行业中,以促进各个产业以及相关领域的碳减排工作的有效开展。本文针对全产业链视角下的碳交易机制以及绿色供应链内部的碳减排机制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对于全产业链视角下绿色供应链内部的碳减排机制,相较于企业单独碳减排,供应链整体碳减排尤为重要。本文贡献的具体创新点归纳如下:第一,基于全产业链的视角,探讨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契约协调优化问题。对于供应链纵向合作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契约激励提高产品销售数量或利润方面。然而,很少有文章将碳减排策略和政府碳强度监管同时考虑进来,对于供应链合作和碳减排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亟待进一步探讨。为了弥补前人的研究不足,本文基于全产业链的视角,探讨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契约协调优化问题,考虑了消费者的低碳偏好以及政府的碳强度规制,探讨其对绿色供应链最优的减排效果以及利润的影响。在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下,构建了供应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分析了批发价契约、成本分担契约以及合作契约等三种不同契约的减排模型,得出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重要结论。第二,考虑不同竞争情况下,分析绿色供应链的制造商与零售商合作减排问题。现存的研究大多仅关注单个企业的减排行为,对存在竞争情况的减排行为研究较少,且鲜有文献将双寡头企业间的竞争行为进行分类。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消费者的低碳偏好以及双寡头制造商的竞争程度,研究二对一型供应链成员企业的碳减排决策问题。在不充分竞争时,考虑两个制造商均与零售商进行合作,以及仅单个制造商与零售商进行合作的情形,并得出了模型的均衡解和均衡利润水平。第三,探究信息不对称下,绿色供应链制造商结盟减排问题。现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双寡头垄断、单方面成员主导或一对多供应链架构下的减排博弈。然而,关于二对一型且平台型零售商的供应链,供应链成员的减排研究仍较少。此外,对于贸易摩擦背景下二制造商之间进行结盟的减排决策,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二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所组成的两级绿色供应链为研究对象,首先根据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情形,讨论了制造商面对平台型零售商绿色供应链,分析其碳减排契约协调问题;然后分析探讨了在贸易摩擦背景下,制造商间通过结盟来应对碳减排契约协调优化问题。第四,探究资金约束条件下,绿色供应链的协调减排决策优化问题。关于资金约束下的绿色供应链减排,已有研究均没有涉及到使用贸易信用与资产证券化组合融资方式。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构建一对一型绿色供应链,以企业期末现金余额最大化为优化目标,分别研究在单期和多期情境下,借助贸易信用与资产证券化组合融资方式,分析供应链结点企业的融资优化问题。研究结论表明,贸易信用及资产证券化的不同组合模式,将对融资企业的最优运营策略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绿色供应链 ；碳减排 ；契约优化 ；绿色度效用 ；碳交易
被引量
12
摘要：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全球重大性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世界各个国家都高度关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全球各个国家都提出了相应的减排目标、制定减排政策。碳市场的建立可以有效引导各行业、企业和个人降低碳排放,实现全社会的碳减排目标。“绿水青山”就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金山银山”,我国政府为应对20世纪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环境挑战,始终致力于寻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持续发展策略,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自2013年以来,针对碳排放市场的试点项目在全国7个重点地区和一个特色示范地区全面展开,试点政策覆盖企业3000多家,已经是具备了一定的市场规模和规范化的市场交易活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艰巨且长期持续的任务,这就要求企业在提高碳减排积极性的同时要加快实现绿色技术创新。但当前绿色技术创新研发、生产和推广存在较高的成本,技术成熟度不高,且周期较长,加上目前有关绿色技术创新的市场和制度法规等均不完善。所以深入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能够有效激发企业的创新潜力,采取科学有效的技术创新战略,并为政府制定绿色技术创新框架提供参考。
本研究以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波特假设等理论为理论支撑,深入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选择了2010-2021年期间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公司作为样本,将样本分为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企业(处理组)和未参与碳排放交易政策的企业(控制组),以2013、2014、2017年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实施为时间节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与倾向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来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本文考虑了企业产权、研发投入和区域异质性等多个方面,并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高质量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信息披露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表明:(1)不论是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之前还是之后,该政策都能有效地刺激控排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也显著增加了绿色发明专利的申请量,提升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水平。(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较高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对国有企业、低研发收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影响作用有限。(3)环境信息披露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政府层面应(1)持续跟踪、监测碳市场交易状况;(2)出台引导扶持政策,优化配套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共同推动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完善。企业层面应(1)树立高质量绿色创新意识;(2)加强企业间合作;(3)推动国有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形成示范和引领作用,形成较好的市场结构,引领绿色发展。
关键词: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 ；绿色创新 ；波特假说 ；双重差分模型
被引量
1
摘要： 在全球性生态环境与资源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倡导能耗高且污染密集型的制造业通过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实现碳减排的呼声愈发高涨,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积极转向了整合供应商资源的绿色合作创新战略。然而,供应链企业在实施绿色合作创新战略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成本与收益不对等情形,核心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的研发成本,却难以保证获取与之匹配的收益分配额,创新的“双重外部性”限制了供应链企业主动实施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同时,绿色合作创新不仅仅与实践主体相关,消费者绿色偏好也会对企业决策产生动态影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探讨能够激励供应链各方合作的最优策略问题,对于研发周期长、复杂性高的供应链绿色合作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本文基于知识基础理论、合作创新理论、博弈论等理论,以制造商与其核心供应商组成的纵向绿色合作创新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引入随机停止模型刻画创新成功实现时间不确定性对于双方策略选择的影响,将决策主体绿色知识投入努力行为考虑在内,探讨集中式、分散式和制造商成本分担式三种微分博弈模型下,各主体在创新成功实现前、后两种情境中的最优投入策略、利润以及产品绿色度情况,在此基础上确定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决策策略,即选择协同合作的集中式决策模式;其次,为保证最优决策模式下成员合作的稳定性,进一步探究了集中式决策模式中的供应链绿色利润最优分配策略,以推动上下游企业间绿色合作创新的持续性;最后,通过数值仿真验证了模型与相关结论的正确性。研究成果对我国制造企业管理者成功实施绿色合作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在创新实现前情境下,供应链成员拟定最优投入策略与成本分担比例时会同时考虑创新实现前、后情境中各自的边际利润。(2)无论创新成功与否,集中式决策均为最优决策策略;当制造商边际利润满足一定条件时,成本分担策略可实现双方利润帕累托改进,但成本分担对供应商利润的改进效果要优于对制造商利润的改进效果。(3)改进后的Shapley值法分配模型可以更好优化供应链绿色利润分配策略,推动绿色合作创新实践的长久稳定。
关键词: 绿色合作创新 ；决策策略 ；利润分配策略 ；微分博弈
摘要：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和对旅游品质的追求,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旅游服务定制已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与常规的旅游产品相比,旅游服务定制产品具有高度个性化和细分化、较高产品定价和高运营成本等特点。如何降低顾客对旅游服务定制产品的价格敏感性,维持与顾客的长期合作关系是旅游服务定制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亟待解决的一项难题。因此,如何适应顾客消费升级需求,加快旅游服务定制健康有序发展,推动旅游业企业转型升级,对于拓宽消费行为学术研究,丰富旅游企业管理实践,推动后疫情时代我国文旅产业及旅游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促进旅游市场的国内大循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现有服务定制相关研究表明,企业与顾客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可以有效降低运营成本,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的关键。既有相关研究也指出,在价值创造主体从单一的企业主体转变为企业和顾客共同创造后,顾客角色行为对价值共创的影响成为关注的焦点。旅游服务定制过程的价值共创研究认为,旅游服务定制企业通过提供价值主张,引导顾客与企业积极互动,通过影响顾客的角色内行为来共同创造价值,但目前学术界却缺乏在特定服务场景下对顾客角色外行为的分析。实际上,顾客作为社会中的个体,随时随地都在按照环境的期待与其对角色的理解来实施行为。顾客角色外行为不仅是顾客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更是顾客对自我角色期待的满足。因此,在旅游服务定制过程中,顾客的角色外行为有哪些类型?会对顾客的感知价值产生怎样的影响?由此产生的共创价值又表现在哪些方面,进而如何影响顾客意愿(价格敏感性和关系可持续性)?现有研究尚未对这些问题给出解答。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系统梳理旅游服务定制、顾客价值、价值共创和顾客角色外行为等相关研究进展基础上,首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针对旅游服务定制中的顾客角色外行为与价值共创的关系展开深入分析,通过深度访谈法、主题分析法提炼出旅游服务定制的顾客角色外行为类型、主要表现及其与价值共创的作用关系;其次,基于SOR分析模式,综合运用社会交换理论、角色行为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等经典理论,构建旅游服务定制中顾客角色外行为影响价值共创、价格敏感性、关系可持续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顾客不同目标导向对价值共创影响价格敏感性、关系可持续性的调节作用,提出研究假设;最后进行假设验证。基于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实证模型,修订变量测量题项和设计调查问卷,对预调研过程的量表进行有效性验证,以及开展模型信度和效度检验、路径关系和拟合度分析,进而运用结构模型、中介效应检验、调节效应检验等实证方法逐一检验研究假设,验证了旅游服务定制中顾客角色外行为对价值共创、价格敏感性、关系可持续性的影响,并检验了顾客目标追求所发挥的调节效应。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旅游服务定制情境下顾客角色外行为可以概括为基于任务相关的角色外行为和基于社交相关的角色外行为,这两类角色外行为会引发顾客对价值的感知,进而影响顾客行为意愿。基于任务相关的角色外行为是指在旅游服务定制情境下,顾客自发产生的、非被要求的、与定制任务相关的、有利于企业和顾客的角色扮演行为,具体包括产品创新建议、流程创新建议、容忍服务人员失误、主动帮助服务人员完成方案。基于社交相关的角色外行为是指在旅游服务定制情境下,顾客自发产生的、非被要求的、与社交相关的、可以提升人际关系质量的角色扮演行为,具体表现为自我表露、与其他顾客互助、关心服务人员、响应与定制任务无关的话题。在旅游服务定制情境下,顾客基于任务相关的角色外行为和基于社交相关的角色外行为会影响其预期实现价值与感知过程性价值,进而影响其价格接受度和维持关系意愿。(2)基于任务相关的角色外行为和基于社交相关的角色外行为对价值共创的影响存在差异。与基于社交相关的顾客角色外行为相比,基于任务相关的顾客角色外行为对感知预期实现价值影响更为显著;与基于任务相关的顾客角色外行为相比,基于社交相关的顾客角色外行为对感知过程性价值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旅游服务定制过程的价值共创是顾客与企业通过不断的交互共同创造的,价值共创的产生不仅需要顾客实施角色内行为,而且顾客角色外行为也可带来显著的影响。(3)旅游服务定制中的价值共创行为对顾客价格敏感性与顾客-企业关系可持续性均有显著影响。顾客购买决策的形成会依赖其所获得的感知价值,而旅游服务定制中价值共创的产生正是在顾客自发参与企业定制服务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其感知的预期实现价值和感知的过程性价值形成了旅游服务定制过程中核心的感知顾客价值,是其行为决策的重要依据。顾客在服务定制过程受社会认同动机驱使会对定制服务做出更好的评价,这种价值共创行为会降低顾客对定制服务方案的价格敏感性,并基于社会认同而对企业产生认同以及更高的忠诚度,进而提高顾客-企业关系可持续性。在旅游服务定制过程中,顾客感知预期实现价值和感知过程性价值对价格敏感性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顾客感知预期实现价值和感知过程性价值对顾客-企业关系可持续性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顾客感知预期实现价值和感知过程性价值在顾客角色外行为与价格敏感性及关系可持续性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感知预期实现价值和感知过程性价值在顾客基于任务相关的角色外行为与价格敏感性、关系可持续性的作用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感知预期实现价值和感知过程性价值在顾客基于任务社交相关的角色外行为与价格敏感性、关系可持续性的作用关系中起中介作用,验证了价值共创在顾客角色外行为产生的影响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价值共创过程中,顾客感知的价值越积极,越能对顾客意愿产生更大的影响,有助于其与旅游定制企业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客户关系,进而可以揭示顾客角色外行为在旅游服务定制价值共创过程的影响机制。(5)顾客不同的目标追求调节了感知预期实现价值与感知过程性价值对价值敏感性、关系可持续性的影响关系。与顾客追求享乐目标相比,追求功能目标的顾客感知预期实现价值对其价格敏感性影响更强;与顾客追求享乐目标相比,追求功能目标的顾客感知预期实现价值对其关系可持续性影响更强。与顾客追求功能目标相比,追求享乐目标的顾客感知过程性价值对其价格敏感性影响更强;与顾客追求功能目标相比,追求享乐目标的顾客感知过程性价值对其关系可持续性影响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围绕顾客角色外行为与价值共创提出以下几点管理启示:(1)旅游服务定制企业应重视对顾客角色外行为的引导。旅游服务定制企业应牢固遵循服务主导逻辑,顺应顾客的独特需求,充分发挥旅游定制满足顾客个性化诉求的优势,为顾客旅游服务定制中的价值共创行为提供更为有效的支持。企业鼓励顾客参与的能力是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因此提高顾客主动参与定制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引导顾客进行角色外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旅游满意度较低的问题,提升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2)旅游服务定制企业应围绕顾客角色行为进行系统化的设计。旅游服务定制企业应该加强对旅游定制流程中顾客角色外行为的系统化设计,积极引导顾客参与角色外行为,并且根据具体的目的,对相应类型的角色外行为进行促进,既提高员工与顾客沟通的意识,培训员工与顾客进行社交相关互动的技能,以此提升顾客的感知过程性价值,也在定制前和过程中持续向顾客输送旅游定制、目的地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充分调动顾客参与到定制过程中的积极性,使顾客在定制过程中贡献出更多精力和智慧,据此提升顾客的感知预期实现价值。(3)旅游服务定制企业应采取针对性策略提高不同类型顾客感知价值。为了提升顾客的感知过程性价值,企业应该改善顾客的定制环境,提高员工的服务能力和水平,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让顾客在参与定制的过程中感受到积极的快乐的情绪。为了提升顾客的感知预期实现价值,企业可以在定制流程开始之前,对顾客进行调研,了解每一位顾客的预期,在后续流程中,重点关注顾客的预期内容,有针对性地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尽量使他们都能实现自己的预期。(4)旅游服务定制企业应针对不同目标追求的顾客采取差异化的价值引导策略。旅游服务定制企业应高度重视顾客的目标追求导向,顺应他们的目标需求,制定差异化的价值感知引导策略,有效地实现降低顾客价格敏感性、提高关系可持续性的目的。旅游服务定制企业应该事先邀请顾客填写目标导向的调查问卷,了解顾客是追求功能目标型还是追求享乐目标型,然后在提升顾客感知价值时,对追求功能目标的顾客侧重感知预期实现价值,对追求享乐目标的顾客则侧重感知过程性价值。综合来看,本文基于顾客角色外行为研究旅游服务定制中的顾客价值共创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之处:(1)结合旅游服务定制情境划分了顾客角色外行为的类型,拓展了现有顾客角色行为研究,为旅游服务营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分析视角。现有文献结合组织行为学中员工角色行为研究,将顾客角色行为划分为顾客参与行为和顾客公民行为,分别对应顾客角色内行为、顾客角色外行为。然而,顾客作为社会中的个体,随时随地都在按照环境(或情境)的期待与其对角色的理解来实施角色行为,不宜简单地将顾客公民行为视同顾客角色外行为。本研究充分结合旅游服务定制的具体消费情境,通过质性分析对顾客角色外行为提出了两维度的类型划分,即基于任务相关的顾客角色外行为和基于社交相关的顾客角色外行为,既提供了顾客角色行为划分的新范式,丰富和拓展了现有顾客角色外行为的相关研究,也结合旅游服务定制情境识别顾客角色外行为,为旅游服务营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2)基于顾客与企业价值共创的整合分析视角,构建结合旅游服务定制情境的顾客角色外行为影响价值共创及其结果的理论框架,为服务定制中的价值共创问题研究提供一种新颖的、系统的分析范式。现有文献针对服务定制中价值共创问题研究,大多基于价值共创某一方面,例如概念与演变逻辑、顾客意愿、企业资源整合能力或者结果等,从定制企业或顾客单一视角来展开探讨或将其置于旅游定制过程的某一阶段进行讨论,尚未将顾客行为、企业-顾客价值共创及其结果影响整合到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中。本研究借鉴市场营销学、社会心理学、旅游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理论,基于顾客与旅游定制企业共同参与价值创造的整合视角,尝试构建结合旅游服务定制情境的顾客角色外行为影响价值共创及其结果的理论分析框架,既揭示了旅游服务定制中企业-顾客价值共创行为的作用机制,也为理解旅游服务定制中顾客行为提供了一个更为系统的理论框架。(3)识别旅游服务定制中顾客角色外行为对价值共创的作用机制,弥补了服务价值共创研究对顾客角色外行为的关注不足。现有文献侧重从顾客角色内行为角度去考察价值共创问题,对顾客参与行为下的价值共创做了较多研究,缺乏从顾客角色外行为视角的系统分析。按照服务生态系统的观点,企业在推动价值共创过程中需要支持不同动机的用户参与价值创造,充分考虑顾客不同角色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本研究深入探讨旅游服务定制中顾客角色外行为对价值共创及其结果的影响,揭示了旅游服务定制过程不同类型的价值共创对顾客价格敏感性和关系可持续性的影响,识别了感知预期实现价值和感知过程性价值的中介作用,考察了顾客不同目标追求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比较严谨地识别到顾客角色外行为对旅游定制企业实现顾客价值共创与维持顾客关系的作用机制,弥补了现有关于服务价值共创问题的相关文献忽视顾客角色外行为的不足之处,丰富和拓展了现有关于旅游服务定制中价值共创前因/结果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 旅游服务定制 ；顾客角色外行为 ；感知预期实现价值 ；感知过程性价值 ；价格敏感性 ；关系可持续性
被引量
8
摘要： 当前,绿色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随后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且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理念与美丽中国建设需求相契合,如何平衡好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课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波特提出了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双赢理念”:一方面,环境规制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在环境制度的压力下企业不得不通过产品或工艺创新来迎合监管,虽然环境合规成本增加,但技术创新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从而可以部分或完全抵消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环境治理存在“先动优势”,企业通过率先采取环保措施,如提高工艺和产品的环保性能,在市场上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声誉。政府环保补助是我国目前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主要工具之一,目的是激励企业将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绿色目标共同纳入未来发展战略,通过改善产品工艺或性能将环境污染带来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环境效益的改善。虽然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我国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如何遵循“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基本原则,在发挥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基础上,如何发挥政府政策这只“有形的手”及其政策实施效果还值得探究。本文主要内容为:首先,整理归纳国内外文献资料,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其次,依据本文所涉及到的理论分析政府环保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对市场竞争在政府环保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进行理论分析,据此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H1政府环保补助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产出;H2市场竞争能够发挥出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产出的作用;H3在政府环保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市场竞争发挥出了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本文从创新动机的视角出发,以此为依据划分绿色创新的不同类型,将其分为实质性绿色创新与策略性绿色创新。两种绿色创新的区别在于,前者较多关注技术水平较高的绿色研发,对推动企业绿色技术进步起着根本的促进作用,代表高技术水平的绿色创新;而策略性绿色创新项目往往周期较短、风险更小,代表低技术水平的绿色创新。由于绿色创新研发风险大、不确定性高,加上现行政策并未对绿色专利类型及质量做出具体要求,企业很可能将绿色创新视为一种策略性活动,以此达到迎合政府监管的目的,从长期来看,无法从实质上推动绿色转型升级,难以转化为高质量的绿色发展。鉴于此,本文探究政府环保补助、市场竞争对异质性绿色创新产出影响,以及市场调节作用的差异性。通过实证检验2011年至2019年重污染企业数据发现:第一,政府环保补助显著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专利产出,相比实质性绿色创新,政府环保补助对策略性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第二,随着市场竞争程度提高,政府环保补助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产出的正向促进影响更加明显,但这种效果只对策略性绿色创新产生显著的影响,对实质性绿色创新没有明显激励效果;第三,上述实证结果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研究发现,尽管政府环保补助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产出存在明显激励作用,且随着市场竞争程度提升,这种激励作用更加明显,但前述效果更多体现在了绿色创新策略上,而非实质性绿色创新,这表明在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重污染企业存在企图追求绿色创新数量、忽略绿色创新质量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要求,政府在环保补助政策制定与发放环节时应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分析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难度以及潜在效益,对于科技含量较高的创新活动应当加大前期帮扶力度;对于技术含量较低的项目,则应当进行合理引导以及适当帮助。在后期审核环节,对取得的创新成果进行对比分析,细化补助发放标准,从而有效提高新成果的质量。同时,环保补助政策实施时,也应当维护市场机制,通过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筛选出有能力的企业给予补助。对企业管理者来说,应该提高政府环保补助资源的利用效率,摒弃短视行为,以实质性创新从根本上推动绿色技术升级。
关键词: 政府环保补助 ；市场竞争 ；绿色创新 ；重污染企业 ；调节效应
被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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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企业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承担社会环保责任的重要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和政府碳排放管制是在当今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下企业必须全面贯彻的基本准则。在该种情形下,企业的生产运营决策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不得不考虑外部碳排放规制的约束,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难度;另一方面,碳排放权的量化与交易改变了企业成本结构,影响了企业的盈利能力。此外,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均面临着资金受限问题,当前企业普遍面临的资金约束问题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生产经营和绿色低碳发展目标实现的难度,碳排放约束与绿色发展也进一步凸显了企业融资困难。考虑到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及企业本身的特点,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必然影响企业的生产运营与融资。为此,本文试图研究不同信息情形下碳排放约束对企业融资与生产运营的影响、不同企业的融资模式以及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方法,以期为解决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本文运用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通过构建多方博弈模型分别探讨了大企业银行融资模式下的融资策略和生产运营决策与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模式下的融资决策和运营策略。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通过构建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均衡状态以及信息对企业融资及运营的影响。文章从信息对称这一基础情形出发,分别探讨了以碳排放为质押标的的银行融资模式以及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贸易融资模式下企业融资与均衡状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融资模式下碳排放权质押作为企业融资与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时,碳排放规制也可以成为企业利润的来源。在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考虑到消费者的低碳环保意识,碳排放权质押融资模式不但能够激励企业减排并承担社会责任,在有限偿还责任机制下还使企业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对商业银行而言,研究发现由于银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兼顾企业破产风险所致的损失,因此在一定条件下银行放贷规模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过度生产问题,从而避免资源的过度消耗与浪费提高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效率。为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并提高供应链绩效水平,文章在无破产情形下设计了转移支付契约以实现供应链协调,在破产情形下设计的担保契约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在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模式下,研究结果显示资金受限企业通过延期支付方式能够足额获得所需资金,但存在破产风险时企业融资规模受初始碳配额和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影响。为控制企业破产风险,政府需合理制定初始碳配额分配政策。对于风险规避型资金受限企业,上游企业应适当降低批发价格以避免零售企业订货量不足导致市场供给萎缩的情况。文章进一步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情形企业的融资与生产运营。在信息不对称银行融资模式下,对比分析了无信息分享和有信息分享不同情形下参与方的决策以及信息分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能够观察到市场需求扰动因子的资金受限企业仍然面临破产风险,但根据观察到的不同信号企业面临破产风险的概率有所变化,当观测到市场需求正向扰动因子时,资金受限企业不存在破产风险。为此,企业可通过获取有效信息的方式降低自身破产风险。此外,为降低批发价格并提高融资规模,资金受限企业有动力与上游企业和银行分享信息。在信息不对称贸易融资模式下,分析了在碳排放规制情形下信息不对称对资金受限企业融资与均衡状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政府碳排放规制政策的影响,两个资金受限企业均降低了企业产量以控制总成本,拥有市场需求信息的资金受限制造企业不存在破产风险,而处于信息劣势的资金受限制造企业存在破产风险。当信息优势企业依据市场需求信息进行订货时,上游企业可通过信息优势企业的订货量推断相关市场信息,上游供应商仅在信息劣势制造企业不存在破产风险时才传递给该制造企业,然而信息优势制造企业愿意主动分享信息给竞争对手。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第一,根据企业类型细分企业融资渠道。根据企业规模和资产实力,将企业与融资类型相对应。大企业银行信用基础较好且具有可用于抵押贷款的资产,因此大企业对应银行融资。中小企业缺乏银行信用基础,且中小企业一般处于发展与成长阶段资产规模有限,难以从银行取得融资,从而依托实际交易的商业信用从合作伙伴处获得贸易融资。第二,根据企业类型的不同探讨碳排放规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对大企业而言,一方面企业拥有使用先进清洁生产设备的实力;另一方面大企业通过碳排放权质押融资,企业拥有的碳排放权数量越多获取银行融资的规模越大,基于以上两点考虑分析了大企业在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的碳减排行为。而中小企业资金有限,可用于购买先进低碳处理设备和研发新技术的资金数量较少,因此在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中小企业仅通过碳交易市场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第三,将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分享引入资金受限供应链。文章考虑到处于供应链不同节点的企业获取市场需求信息的能力存在差异,且下游企业往往能够获得较充分的市场信息,将信息不对称引入碳排放约束下企业融资均衡研究。在分析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时,又将中小企业细分为拥有信息优势的企业和处于信息劣势的企业。第四,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文章将消费者低碳偏好引入产品需求函数,在政府环境规制下考虑碳排放与交易机制,研究消费者绿色低碳偏好对企业融资与生产的影响。
关键词: 企业融资 ；碳排放规制 ；信息不对称 ；消费者环保意识 ；博弈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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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全球面临着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绿色金融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的破坏,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我国提出要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并赋予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定位,使得社会各界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不断深入。金融部门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部门,充分发挥其功能可以有效助推我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因此传统的金融营运模式必须转向绿色的、环保的、可持续的金融。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应运而生,成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的重要部分。绿色金融是指为改善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等绿色经济活动提供支持的金融服务,绿色金融政策是为保证资金支持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而制定的法规准则和制度安排。本文在学习、归纳前人绿色金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理论,认为绿色金融无法仅靠市场提供或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来促进其发展。绿色金融政策通过优化资金配置、鼓励绿色技术创新、转变企业生产方式、引导消费者绿色投资的机理影响环境质量。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政策文本计量方法对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的演变逻辑进行深入分析。首先在“法律之星”网站检索相关绿色金融政策,筛选后得到102份政策文件。然后通过对102份政策进行总体结构分析、运用高频主题词和共词分析方法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研究,将政策演进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并深入分析每个阶段的政策焦点,最后结合绿色金融政策实施现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演变逻辑和未来导向。通过政策阶段划分的结果,选取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为政策断点,使用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的数据,用断点回归模型检验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后对环境的效益。研究发现:首先绿色金融政策的演进通过多种金融工具有效促进了绿色金融的发展以及环境的改善,未来的政策焦点应该更加多元和明确;绿色金融政策的演化动力来自国际组织的号召和中央顶层设计的规制,未来展开与国际组织的深入合作将有助于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和普及;其次绿色金融政策对环境质量有正向效益,并且主要体现在“减排”方面,对“节能”的效果不明显;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主要是从合理化的产业结构和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针对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未来我国须从中央政府加快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保证政府职能的全面履行、提升地方政府对绿色金融的认识高度、加大政策的实施力度以提高环境效益、绿色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绿色金融政策因地制宜等方面着力,实现绿色金融政策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关键词: 绿色金融政策 ；环境效益 ；断点回归模型 ；政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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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07年首次实施中央财政保费补贴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在保费规模、保障领域、覆盖面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构建了基本制度框架、形成稳定政策预期并初步培育了农业保险市场。当前面临农户需求分化和局部变革并存、农业保险市场格局形成和瓶颈制约并存、地方政府动力形成和激励不足并存等结构性变迁特性,存在农业保险保障程度维持较低水平、农业保险目标虚置、农业保险普惠性与农户异质性矛盾、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单一性和区域异质性矛盾等突出问题。本文聚焦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传导效应和政府行为研究,重点围绕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研究在财政分权、空间异质性财政竞争、专项转移支付等激励约束背景下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优化和政府行为优化问题。选择政府行为作为研究视角主要基于: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由政府“单方主导”程度高而市场化程度并不高,我国财政体制和治理传统决定地区异质性应优先于微观主体异质性考量,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处在“财政分权、政治集权”体制下构建阶段,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十分重要,“把激励做对”首先是应把地方政府的激励做对。受我国集权体制,纵向政府间复杂的委托代理形态往往被“中央决策、地方执行”抽象概念惯性所取代,特别是对于类似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等规模和影响力有限的转移支付项目,相关补贴政策传导机制、激励效应、事权划分等研究并不深入。本文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分析注重突出以下思路:一是强调政府主体地位。“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国家治理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研究应置于政府主导的涉及风险分配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契约机制、激励相容约束机制、制度供给机制的宏观语境。二是以公共性作为出发点。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价值基础和精神内核。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坚持公共性,目标在于促进公共福利增进。避免混淆制度供给失灵和技术缺陷,避免技术因素和市场因素主导的片面化、碎片化制度设计。三是统筹公平与效率坚持“两分”观念,主张将农业保险基础保障与叠加保障分离、政府和市场职责分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分立、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分置等,提出政府职责定位在“托底”与“托市”、按保障层级划分农业保险事权、以培育农业保险市场作为政策实施直接目标等观点。四是注重制度性激励。基于财政体制、农业农村宏观背景,农业保险制度构建的短期、局部博弈(效率导向的保险技术层面的制度安排)必须控制在农业保险演进框架下(公平导向的财政政策层面的顶层规划),在激励手段有限情况下,财政补贴政策必须增强制度性激励,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以分级保障的农业保险事权划分确保向地方政府“实质性”分权,在微观经营层面,强化市场化原则的引导,坚持以社会效益最大化和效率为导向,平衡规模经济、交易成本、市场效率间关系,综合运用市场与计划、强制与自愿等手段,不受限于国家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保险市场发达程度等,不拘泥于“表象”之争。本文研究采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制度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遵循“宏观-中观-微观”的研究递进和“理论基础-实践问题-实证研究-应用研究”的研究路径。研究章节安排是: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分别为导论、文献综述和基础理论分析,为全文奠定研究基础;第二部分包括第四、五章。从宏观层面展开研究,第四章提出农业保险政府行为分析框架。分析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现状、结构变迁内容、存在突出矛盾,从类社会保障属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两个相对现实的公共财政视角界定基础性农业保险的公共品属性。囿于对“政策性金融”发展模式和政府承担“兜底”责任的谨慎乃至回避,对政府干预农业保险制度的角色定位仍不清晰。本章从风险分配责任、市场增进理论、国家治理三个视角给出了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参与构建农业保险制度的分析框架。第五章分析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激励效应,从供给侧、宏观财政体制的层级和政策传导的角度,将对地方政府激励分为财政体制激励(非显性)和财政补贴政策激励(显性)两个层次,探讨地方政府主动发展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分别分析农业保险领域财政体制激励特点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传递效应、作用机理。最后,利用面板模型对非显性和显性激励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对地方政府“实质性”分权、加强制度性激励等方向性思路。第三部分包括第六、七、八章。从中观层面展开研究,第六章分析农业保险制度国际经验与借鉴启示。总结美国、法国、日本、印度等典型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特点,重点从各国探索农业保险的路径轨迹、制度安排与国情结合的切入点、制度执行偏差原因等方面开展分析,总结7方面可供借鉴经验。第七章提出农业保险事权划分。向地方政府“实质性分权”必须由农业保险事权等制度性保障。在总结事权划分原则及我国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按保障层级划分农业保险事权的创新观点,将事权划分为巨灾保障权、灾后救济权和产业发展权,提出针对这一思路明确事权、支出责任、运行方式的方案。从制度优势、技术优势论证中央政府承担巨灾保障的科学性、可行性。第八章分析地方政府农业保险事权的激励约束机制。利用委托代理模型,详细分析对不同发展阶段对地方政府激励6类情形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风险分担、信息利用、激励结构等问题及政策要点。在激励手段有限的条件,中央政府应加大制度性激励,善意合作比惩罚性措施更为有效和可持续。结合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模式,论证中央政府提高“善意程度”策略,包括采取分类拨款赋予地方政府专项资金使用自主权以及“以奖代补”等。“年度省级农业保险方案”可以作“信号传递”博弈的有效载体。第四部分包括第九、十章。从微观层面展开研究,第九章分析农业保险主体行为和运行体制。主要考察农业保险运行体制机制,按“制度供给-制度运行-制度创新”逻辑,分别分析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机制中主体行为、农业保险“项目制”运行体制和农业保险政策扩散机理。从项目制运行体制和资源依赖博弈策略两方面考察地方政府、保险企业的互动关系,并提出重视高位推动、多重属性治理、借力打包等,增强地方政府和保险企业资源依赖博弈理性,加强垂直影响政策扩散模式、保险公司与政府间“资源交换”政策创新运用等建议。第十章总结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
关键词: 农业保险 ；财政补贴 ；政府行为 ；事权划分 ；地方政府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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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新四大发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这“四大发明”中,网购、移动支付、共享单车都要得益于中国近十几年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经济也成就了中国众多的互联网企业巨头,这些巨头公司奠定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基本格局。与此同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国家重要的创新发展战略被推广实施,民众创新创业热情高涨,新创企业不断增加,且这些企业多半都是互联网业务相关。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互联网经济领域的企业淘汰率非常高,许多企业的寿命甚至不足两年。创业者、投资人都在寻找互联网经济“红海”中的“蓝海”,垂直细分领域日益成为创业者与投资人关注的热点,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本研究选取典型的垂直细分领域平台企业为研究对象,聚焦于该类型平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其商业模式的动态演进。相关研究表明,企业商业模式的本质是其构建的价值逻辑。因此,本研究从价值视角切入,结合新创企业以及平台企业的特点,剖析案例企业商业模式的演进,并结合创业拼凑相关成果,关注该类型企业如何选择创业拼凑策略,实现从无清晰价值主张到最终构建出集合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网络的过程。本研究主要依托于对典型的细分领域平台企业——山东全影集团公司的纵向单案例研究。通过对研究案例的五次实地调研,综合运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民族志式访谈等多种资料收集方法汇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在资料分析过程中,运用了文字编码技术,依托Nvivo11软件,遵循“条目化——概念化——范畴化”的逻辑,结合不同阶段情境特点,吸收了“夹叙夹议”的经典案例研究方式,对案例企业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结论,达成研究预期目标。研究发现,价值视角下的新创企业商业模式演进可以分成价值主张形成阶段——价值逻辑完善阶段——价值网络构建阶段。对于垂直细分平台企业来说,每一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新的利益主体的参与,新的利益主体参与引起平台企业价值机制的协同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企业基于环境动态变化的战略调整。本文强调了垂直细分领域平台企业在构建价值网络过程中的价值引领与价值协同作用,垂直细分领域平台企业的价值主张最终会实现由个体向行业的转变,实现细分领域整体的价值诉求。围绕价值主张与利益主体的参与,价值机制发生相应变化,从而导致新创企业商业模式与之发生匹配性变化。因此,在互联网背景下,新创企业商业模式演进就是企业构建价值网络的过程;此外,本研究认为垂直细分领域平台企业所构建的价值网络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网络的中心并不是由单一的平台企业所构成,而是以平台企业与核心客户所形成的“共同体”,而垂直细分领域平台企业的生命力与优势正来源于此;垂直细分领域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演进过程反映了在不同阶段的平台策略选择问题,并与价值网络构建相配合,体现了“平台构建——平台重塑——平台互动——平台融合”的演化路径;最后,关于新创企业选择创业拼凑策略的问题,本研究发现,新创企业在不同阶段选择的创业拼凑行为有所区别,不同创业拼凑策略的选择是以新创企业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以及环境的动态变化为依据的,通过不同阶段的差异化创业拼凑策略组合,新创企业突破资源约束,实现了资源与机会的持续开发,从而促进企业持续发展,同时为其商业模式的演进提供保障。本研究不仅为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创企业阶段划分提供了新依据,而且从价值视角得出了新创企业商业模式演进的整体模型,属于动态视角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往价值静态视角的商业模式研究做了补充;其次,垂直细分领域平台企业构建的价值网络结构形态是基于既有价值网络相关研究,并结合互联网经济最新情境进行发展的;此外,创业拼凑研究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本文关于创业拼凑的相关研究丰富了当前研究成果,是创业拼凑理论与商业模式演进结合的尝试。垂直细分领域平台企业结合了垂直细分、平台化、新创企业等多方面的特点,与传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有很大区别,而这样的区别正是该类型企业的竞争优势所在。对垂直细分领域平台企业的研究属于交叉研究,希望可以通过本研究深化探索,为互联网企业个性化、差异化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垂直细分领域 ；价值逻辑 ；创业拼凑 ；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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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积极应对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国际社会制定一系列协定,通过碳减排和碳补偿等措施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中国也提出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主动融入碳中和战略布局,既是助推国家碳中和愿景实现的重要部分,也是参与国际气候问题治理的关键路径。碳补偿是实现遗产地碳减排和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探索区域碳补偿机制是深化双碳理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实践。以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为研究案例,探索重要生态功能区碳补偿机制,缓解我国生态脆弱地区的保护与发展矛盾困境,为形成可向全国推广的碳补偿机制实践样本,助推国家实现协调区域环境保护和双碳目标提供科学支撑。
本文对碳补偿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从碳中和缘起、碳排放、碳补偿和利益相主体碳补偿行为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系统的梳理,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博弈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生态补偿理论为基础,为本研究把握碳补偿研究趋势,制定研究思路提供理论指导。为能够更清晰地把握碳补偿机制的理论内涵、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根据碳中和的概念与内涵,构建碳中和视角下“碳测算—碳主体—碳补偿”三阶段碳补偿理论分析框架,通过碳收支核算、确定碳补偿主客体、碳补偿标准核算、构建碳补偿模式和补偿机制,逐步回答“要不要补—谁来补—补多少—怎么补”等科学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
第一,在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自然、社会经济和旅游发展概况梳理的基础上,掌握并分析遗产地碳收支格局。利用净生态系统生产力模型和RS、GIS解译数据计算遗产地碳汇量,利用IPCC碳排放因子法和碳足迹法核算旅游业碳排放、畜牧业碳排放及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量。通过碳源和碳汇核算,发现遗产地碳排放量超过碳汇量,碳赤字达到8.67E+6 t CO2,其中旅游碳赤字达8.27 E+6 t CO2,应对遗产地实施碳补偿,且旅游利益相关主体是碳补偿主体。
第二,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地方政府、旅游经营者及旅游者碳补偿行为协作策略。根据上文可知,旅游碳排放是遗产地主要碳源,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及旅游者等旅游利益相关者是主要碳补偿主体。运用Matlab软件模拟不同条件下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明晰政府实施碳补偿政策的有效约束和激励区间,处罚机制的临界值在0.4～0.5之间,当处罚力度高于此临界值时作用更大,奖励机制的临界点在0.6～0.7之间,当低于这个水平时奖励制度效用更高。强约束机制的作用会大于强激励机制作用,科学设计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可以有效提高碳补偿主体的积极性,为制定利益主体参与碳补偿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第三,在明确碳补偿主体的基础上,从碳收支格局和游客补偿支付意愿两个视角核算主体碳补偿标准。通过碳赤字模型和修正的碳补偿系数核算遗产地的补偿标准为656.21万吨碳,喀拉峻遗产地、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和博格达遗产地的理论补偿标准额分别为6.79元/人、21.89元/人和49.04元/人。基于游客支付意愿的非参数估计的碳补偿标准额分别为16.24元/人、14.06元/人和11.9元/人,基于游客支付意愿的参数估计的碳补偿标准额分别为7元/人、5.09元/人和4.19元/人。结果表明,基于碳赤字模型核算的游客碳补偿标准远高于游客意愿支付的补偿标准,游客支付意愿水平不高。
第四,以遗产地678份游客调查样本为例,从理性和道德两个视角构建基于扩展理性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的分析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探究游客碳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理性驱动因素方面,游客碳补偿态度、碳排放风险感知和碳补偿政策认知正向影响游客碳补偿意愿,主观规范影响不显著;在道德驱动因素方面,游客的旅游碳排放后果意识会唤起环境责任意识,激发个体规范,进一步影响碳补偿支付意愿;社会规范在个体规范和碳补偿支付意愿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提出相应的措施推动公众积极践行低碳旅游和提高碳补偿支付水平,以实现区域碳中和目标。
第五,构建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碳补偿模式和实施路径。提出生物碳补偿、能源碳补偿、经济碳补偿和项目碳补偿四种模式,通过财政工具、金融工具和市场工具实施碳补偿,进一步刻画游客、企业和牧民等不同利益主体的碳补偿模式实施路径。从补偿范围和原则、补偿主体和客体、补偿标准和方式等方面总结设计遗产地碳补偿框架,并从建立碳权交易市场、碳核算信息披露及预警机制、管理监督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宣传教育机制和完善法律法规等方面构建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碳补偿配套机制,加快推动碳减排实现碳中和。
关键词: 碳中和 ；碳补偿机制 ；碳收支 ；碳补偿标准 ；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
摘要： 进入新时代、迈上新征程,加大对产学研融合的投入,逐渐成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助力企业技术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一方面,在企业深挖创新潜能的难度不断加剧、尖端核心技术愈发难以进口的现实背景下,通过推动产学研融合,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人才聚集、实验室集中以及多学科贯通等方面的优势,将学研方的基础性、前瞻性、关键性研究成果与生产主体的深层次诉求融合起来,是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实力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产学研融合这类科技活动离不开政府的资金扶持,财政科技支出要充分发挥参与、服务以及引导的功能。随着中央、地方政府在科技支出领域的职责划分愈发明确,技术开发与转化应用的重任主要由后者承担,因此地方政府要灵活运用科技支出来整合市场和研发活动、填补产业和技术鸿沟,加快实现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体系的转型升级。综上所述,当前阶段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高质量发展,有必要深入研究投向产学研融合的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形式和效果。由于产学研融合本质上是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在同一环境内,围绕科技成果建立供需联系的过程,因此从地方财政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的作用对象出发,本文将其分为需求型、供给型和环境型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聚焦以科技创新券形式安排的需求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以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形式安排的供给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以投资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形式安排的环境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重点考察各类型支出的最新作用形式和实际效果。针对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一方面,这对如何解决企业创新难题、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后疫情时代,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各级政府收支矛盾愈发突出的现实背景下,深入研究各类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是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应有的题中之义。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本文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探讨地方财政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和机制。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综合学术内涵和现实特征两个维度,对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产学研融合以及企业技术创新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借助三螺旋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以及熊彼特增长理论等经典学说,阐述地方财政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依据。基于这些理论,从地方财政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的作用对象和形式出发,分别探讨需求型、供给型以及环境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通过影响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逻辑链条。此外,从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两个方面确定企业技术创新、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量化方法。第二,基于相关数据进行现状描述。一方面深入分析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以及阻碍企业技术创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地方财政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的演变历程基础上,重点分析当前地方财政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的总体状况、具体情况以及主要特点。第三,基于企业样本,聚焦以科技创新券形式安排的需求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以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形式安排的供给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以投资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形式安排的环境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多时点双重差分(Mutli-DID)和合成控制-双重差分(SC-DID)等因果识别方法,实证检验各类支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和机制。此外,深入探究地方财政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第四,以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省内龙头企业建造的创新中心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分析法,更为细致地研究了当前环境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的实施效果。第五,在概括全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针对地方政府在推动产学研融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中仍然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形成原因,提出地方财政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的优化策略。根据上述研究内容,本文主要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结论:第一,当前阶段,地方财政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呈现以下特点:就需求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而言,地方政府坚持以自身有限财力撬动市场无限创新潜力,通过实行更为灵活的资金分配规则,提高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效率,最大程度发挥财政科技支出的杠杆功能;就供给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而言,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概念验证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加快高校、科研机构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就环境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而言,地方政府投资建设了以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为主要目标的创新联合体,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积极探索生成原创技术的路径。第二,需求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结果显示:现阶段多地发放的科技创新券完全践行了地方政府向企业提供科技补助的全新理念,不仅使企业申请发明专利数量明显增加,还显著提升了企业申请发明专利的质量,极大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的高质量发展。究其原因,这种由市场决定分配方式的科技补助使企业以较低门槛从外部获取知识资源,充分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使其主动投入人、财、物,从高校、科研机构获取更多的知识资源。异质性分析显示:首先,科技创新券对高新技术企业产生了更强的激励作用。可见特殊资质认定仍然会影响科技创新券的实际效果;其次,相比成长期企业,科技创新券对成熟期企业的影响更弱。这说明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券更多表现为兜底属性,能够满足企业的基本需求。接下来地方政府应针对细分市场精准施策,使科技创新券最大化覆盖我国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上下游的各类企业,营造更加协调全面的创新发展空间;再次,科技创新券对资金紧张企业的影响相对更小。原因在于,各地政府为保证财政科技支出的使用效率,在发放科技创新券时普遍采用“事前立项、事后补助”的形式,这种做法虽然保证了科技补助的专款专用,但也造成部分资金紧张企业无力享受到这项优待。最后,科技创新券在东、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也存在显著差异。第三,供给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结果显示:当前地方政府设立,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引导基金,极大程度上推动了高校、科研机构向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不仅扩大了企业申请发明专利的数量,同时也提升了企业申请发明专利的质量。究其原因,引导基金以少量财政资金撬动大额社会资本,为高校、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提供了充裕资金。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还积极构建科技成果项目库,减少了产学研参与主体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推动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资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源泉。异质性分析显示:首先,在金融化程度更高的地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更小,这表明目前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在配套衔接上仍存在一定问题,尚未形成合力来推动产学研融合;其次,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对国有企业的积极影响相对更大,对民营企业的积极影响相对更小。最后,从地理区位来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在东部地区的实施效果最好。第四,环境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和案例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投资建设,激励企业同高校、科研机构开展联合创新活动的产业技术研究院,极大推动了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资源,进而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的高质量发展。结合以上结论,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优化地方财政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的策略:第一,以减少盲区效应为目标,改进需求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的分配方式。具体而言,首先是根据企业需求精准分配资金,其次是拓宽实物补贴下的资金使用范围,最后是完善事前与事后补助并举的资金分配环节。第二,以盘活市场资源为目标,畅通供给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的流动渠道。首先是以项目形式明确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的流向,其次是为企业吸收转化成果提供资金支持,最后是部署新型成果转化路径的启动资金。第三,以激发社会潜能为方针,厘清环境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的作用范围。首先是避免政府资金干预联创中心的独立化运作,其次是将中小企业列入资金扶持范畴,最后是投资整合专业研究所的新型基础设施。和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全面分析了新时期地方政府助力产学研融合的策略,更新了产学研融合研究的财政视角。在阐述需求型、供给型以及环境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实施现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当前地方财政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的主要特点,深入挖掘了不同形式下的地方财政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仍然存在的问题。第二,聚焦地方政府安排财政科技支出的具体形式,完善了定量分析财政科技支出作用效果的研究方法。选取当前地方政府安排需求型、供给型以及环境型产学研融合类科技支出的典型实例,使用政策评估为主、案例分析为辅的定量研究策略,对其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和产生这种效应的机制展开探讨,为各部分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如何发挥效用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三,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进行量化,丰富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指标构建体系。充分考虑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从重数量向数量、质量并举转变的趋势。一方面计算了企业申请发明专利的数量;另一方面通过自证和他证两种思路,测度企业申请发明专利的质量,据此来反映高质量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要求。
关键词: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 ；企业技术创新 ；产学研融合 ；科技创新券 ；科技成果转化
摘要： HN公司是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下属全资了公司,主要承担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集团下属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物资采购供应职责,主要业务收入来源于华南地区石化炼厂日常生产运营所需的进口煤炭保供业务及与外部客户的市场化煤炭销售业务。HN公司进口煤炭业务始于2010年,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该业务已成为HN公司专业化核心经营品种,更成为助推公司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是,受母公司开展风险业务整顿工作的影响,HN公司于2020年开始主动收缩、清退不符合上级部门新经营要求的煤炭业务,同时,伴随着我国“双碳”(两个阶段碳减排奋斗目标)工作的深入推进及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HN公司的煤炭经营业务面临着国内外煤炭资源紧缺、煤价飞涨、传统燃煤企业逐步加大新能源转型投入,公司整体营收下降等多方压力,在此背景下,如何快速适应市场变化,找准市场定位,保持并发挥竞争优势,持续取得经营发展的突破成为摆在HN公司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选择HN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力求通过对HN公司煤炭贸易业务的分析提出有利于其经营发展的竞争战略。竞争战略是企业战略的一部分,是在企业总体战略的制约下,指导和管理具体战略经营单位的计划和行动。对于企业来说,在规划及实施竞争战略前需要进行内外部环境分析,找到自身核心竞争优势有哪些,进而选择适合自身的竞争战略实施方式,以推动自身在市场经济中的快速发展。本文首先对HN公司所处煤炭行业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对行业所面临的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等外部因素进行阐述,再通过对行业竞争结构和竞争对手分析,识别出行业关键成功要素为雄厚的资金实力、稳定的资源及质量、健全的风险控制体系及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并总结得出HN公司煤炭经营业务面临的主要机遇及威胁。其次,通过回顾HN公司煤炭业务的发展历史,同时对公司内部资源和能力进一步的分析,识别出HN公司的内部优势及劣势。再次,在总结HN公司面临的机遇与威胁、机遇与挑战后,通过运用SWOT矩阵分析工具,组合梳理出了 HN公司煤炭业务发展的可选策略方案,并结合公司发展目标,提出了 HN公司应该选择成本领先战略。最后,为了确保上述竞争战略顺利实施,构建企业竞争优势,将从资源、机制、思想文化三方面制定保障措施。
关键词: 竞争战略 ；PEST分析 ；SWOT分析 ；波特五力模型 ；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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