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董氏治学涉猎广泛,于民史建设、甲骨学、考古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均卓有建树。其早年以自修考取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追随顾颉刚进行“建设民众的历史”。自傅斯年揭橥“古史重建”之学术使命后,董氏治学遂转向以甲骨文字考订古史。其与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并称“甲骨四堂”,至1948年,荣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可窥其在史学领域之影响。20世纪初,恰值新史学发展时期“平民文化发现”和“上古史学讨论”等议题如火如荼,董氏躬逢其会,并为其中重要一家。但其后期因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加之自身古史研究多涉甲骨、历法等“冷门”学问,使得大陆学界渐淡化其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其学术影响亦日渐式微。本文意在重塑董作宾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应有之位。文章集中探讨了他在民史建设和古史重建两个领域的学术实践,以及其身处民国学术生态纷争中的困境与彷徨,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其学术特色和学术影响,以便能更好地突显其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影响。董氏早年从事的民史建设活动,略可分两个阶段,始则侧重研究歌谣方言旁证古音,继而注重以学术新眼光看待故事、传说等史料,取歌谣方言而为治史之资。这种转变,与他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受徐炳昶、顾颉刚等师友的熏陶,不无关系。董氏所提倡的本地人考证方言、比较研究法、母题模式等,为后人示例一条民史研究的典范之路。董氏因民史建设崭露头角,其学术生涯亦因此出现新的“机运”(Hasard),即受聘历史语言研究所,参与殷墟发掘。董作宾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中河南籍学人,在殷墟初期发掘中,虽受制于时代政治与学术制度,却能官方接洽与私人交谊并用,利用自身对省情民情之熟悉,在化解中央学术机构与地方、域外学人等矛盾中发挥无可替代作用,为发掘工作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其所承担之工作,保障该机构之发掘主导权和新史料研究权,继而确保了其在20世纪中国古史重建运动的重要位置。在甲骨研究中,董氏的《甲骨断代研究例》是对甲骨分期研究法的完善,其开创了诸如“贞人问题”、“年代历法”等领域的新思路,有力推动了甲骨研究的发展。虽然民国学术生态复杂,派系之间论及对方学术,不免有情绪化的表露。本文针对董作宾学术研究与人事纠缠展开分析,探讨历史知识生产与人事争议背后的隐情真意。民国学界,多有与欧美、日本学界的互动,董氏身处其中,虽不通外文,但仍与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有学术交谊,同时,董氏的研究成果对日本学界亦有影响,殷墟考古和甲骨编订的新成就,颇受日本学人瞩目。但是也应当看到,他并没有真正达到考订精密殷历等自身学术预期,要因是其土法治学,终难“中西融汇”。此迹象在其从学之初,即有端倪。总体来看,董作宾堪为20世纪中国古史重建的重要史家之一。更多还原 摘要译文